俄乌危机：引入一些大历史视角（一）
俄罗斯-乌克兰危机还在进行。全球都在关注。其中，华人世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，因为很容易会把这个事件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。
笔者和大家一样，也非常关注局势发展，并留意到网上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争论。今天我也提一些观点。其实大家不用去过多纠缠“对”vs“错”，“好得很”vs“好个屁”，可以退一步，尝试从更大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。
为什么要试着从更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呢？笔者以为，一个原因是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很短暂的，所以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为了搞明白各种事情的意义与目的，搞明白人类社会的运作，理解我们的生命与存在，就一定要想办法从有时空局限性的问题、议题及概念里跳出来，看到更多的本质和共性。只要稍微抽离一点，看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代入过强的主观性了，也能避免狭隘和偏颇，而且还就不会代入太激烈的情绪。
本文尝试做通俗概念表述，不做学术的、规范型的表述，就是给大家业余时间看看。
一、 “民族自决”（national self-determination）与“民族国家”（nation-state）的概念源起
“民族国家”的大意是，以一个核心的、主导的（甚至压倒性的）“民族”为基础，构建一个高度自治的政治体。这个“民族”可以通过这个政治体实现“自决”（self-determination），既自行决定自己（一个民族）的“命运”，免于他者的干预、干扰。
当代理解的“民族国家”，沿袭了启蒙（the Enlightenment）以来，西方各种主流、主导的政治价值与体系。核心有两块。
一是“Westphalian system”（“西法利亚体系”），它构建了国家的“主权”与“领土”概念，成为当代国际法及世界秩序的基础与核心；
二是所谓的“民族自决”（autonomy / self-determination of a nation/people）。这个概念是西方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下来的，它认为，“民族”与个人一样，只有能够自己选择、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不受他者干扰，才可能实现真正的“自由”。而民族能否自由会“传导”影响到个人：只有自己所属的“民族”能够自决，一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“自由”。举例而言，如果你不能选择学习或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或风俗，那你就是不自由的。要获得这种权利，必须确保你的“民族”的自决。这样推导出来，每个民族都应该组建独立、自治的政治体。
上面二者一结合，就意味着，一个民族要真正在现代的国际秩序及人类民族之林里获得“自由”，真正的不受外力干预影响，就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“主权国家”。
这一概念由西方主导，被写入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反映到《国际人权宣言》，为“不明觉厉”的其他人类国家与社会所接受，并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根本秩序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和原则。
但在现实宇宙里，却是一塌糊涂。一方面，它们被西方尊为“超越时空”的“普适真理”，但另一方面，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可言的。比方说，到底什么算是“民族”（nation）？要满足“自决”、“独立”的条件，是不是非要“主权”国家不可？以一个自治区、联邦的方式，存在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下，可不可以？如果民众都希望独立，但所属的主权国家不同意自己独立，那怎么办？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因为主观性太强，所以在现实世界里，没有人会遵照抽象原则去推行“民族自决”，纯粹只是看利益、实力，其他的主观判断，以及各种“随机”的时空因素。这不仅仅是双重标准、三重标准、四重标准的问题，而是确实没有标准。
它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理想，一个噱头，一个可以随时被利用的政治工具。
而从一国之内的角度看，它其实还是一种很危险的概念：如果一个优势民族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作维护自己民族命脉的工具，那少数民族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呢？这种“民族导向”的政治安排，会不会人为地将优势/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“对立”起来呢？到底如何平衡民族之间的矛盾呢？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严重历史纷争渊源的民族/族群？
其他的各种机制，譬如西方的代议民主/自由民主（liberal democracy），资本主义及全球化、超级大国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博弈、新的信息时代里的信息“泡泡化”，这些因素，是消减民族之间的矛盾，还是加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呢？
很可能是后者。
实际上，“民族自决”是近代人类史里为人类带来最大“麻烦”的概念。无数的矛盾、纷争、战争，人与人的杀戮，其实都可以归因于这些概念。
二、 “民族”的源起、民族自决的实操应用
1）民族的源起
“民族自决”和“民族国家”概念，虽被西方打造为“超越时空”的“真理”与“普适价值”，但其实历史非常短，也就几百年，是西方文明近代的“发明”。
今天，在政治哲学和价值理念上，人们往往会将其向前追溯至法国革命，特别是美国革命——一方土地的人民（北美殖民者）要求实现自决与独立（针对英帝国）。
在“民族”的源起上，读书人一般会援引政治学家Benedict Anderson 1983年的经典著作《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》。在这本书里，他对民族主义及其源起进行了分析，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“社会构建”（social construction）。何为社会构建？就是主观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。人们用一些带有主观性的要素——例如语言、文字、历史、传统、文化、习俗等——作为营造“民族想象”的“素材”。最终，人们会认为彼此拥有共性，隶属于某种“民族”。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带有主观性呢？是因为边界、程度、性质都没有确定的标准。按照欧洲的标准，不仅仅中国的官话和广东话是两种“语言”，而且广东话里根据不同的口音（许多互相无法听懂），还可再分成不同的“语言”。为了构建“民族”，人们要做的是在群体之间“找不同”，“找差异”，扩大差异，把自己描绘成拥有独特特性的。
为什么会发展出民族的概念呢？究其原因，是伴随科学、工业革命的兴起、世俗力量的壮大，新阶级的产生，神权及世袭政治在西方式微。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、故事来为政治提供合法性与秩序了。这时，大规模印刷兴起了，人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统一的、标准化的文字作品了，统一的语言文字，就是想象民族的基础。
（大家会发现，中华文明早就完成了这一构建，而且与强调读音差异的拼音文字不同，汉字是“固化”的，是独立于语音的，这使得我们可以基于语音“构建”一个远比拼音文字范畴大得多的民族）。
2）民族自决在欧洲的应用
西欧的许多大国，譬如英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国、荷兰等民族，都是依据这样的方式，在西欧土地上将自己构建为民族国家。
还有不少语族缺乏同一的国家——例如意大利、德国。他们也按照这样的原则被组建起来，创立了统一的国家。其中德国的统一是非常不完整的，因为德意志人分散在中东欧广大领土里。统一全欧洲的德意志人，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，就成为了纳粹/希特勒的驱动力。读者们应该还知道，纳粹将“民族”与十八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彻底统一起来了，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种族的政治秩序。
民族国家是从启蒙文化、科学、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西欧开始兴起的，再一路往东发展。往东，就会遇见所谓的传统的“帝国”了——这些帝国往往都是按照神权、世袭政治、封建制度来维系秩序的，覆盖多个语族，譬如奥匈帝国、俄罗斯帝国、奥托曼帝国……在巨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后，往往会“裂变”，产生新的民族国家。譬如一战后，奥匈帝国瓦解，就产生了匈牙利、奥地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波兰等国家。
这个进程一直在继续，从二战后，到冷战结束、苏联解体，还在继续发生。譬如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；南斯拉夫变成了六个国家（之后又拆出了科索沃）；苏联瓦解成十五个主权国家，等等。
3）影响民族自决应用的两个因素
这里要顺便提一提，在现实政治中，有两个因素对民族国家的构建或瓦解起到主观或客观的重要作用。
第一个因素：“权力平衡”（balance of power）。所谓的权力平衡，就是（其他国家）要防止一个国家变得太大、太强，强到可以主导、欺压其他国家，形成威胁。几种场景：
——超级民族国家（pan-Nationalistic）：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各种相近语族的人都组合构建为一个民族，形成超级民族大国，那就会打破权力制衡。距离而言：把北欧日耳曼国家（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冰岛）组合成一个国家（Pan-Scandinavism）；或把所有罗曼语国家组合成一个国家（Pan-Latinism，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等）；或把所有德意志人组合起来（德国、奥地利、瑞士的德语区等）（Pan-Germanism），或者构建一个超强的东斯拉夫民族（俄罗斯-乌克兰-白俄罗斯，Pan-Russian）甚至更广义的斯拉夫民族国（Pan-Slavism），都会打破权力制衡；
——跨民族的大帝国也不利于权力制衡，所以欧洲列强当年都希望把奥匈、奥托曼、俄罗斯之类的帝国给瓦解掉，后来愿意看到后来的苏联及今日的俄罗斯被进一步瓦解。
同样的原则也可以诉诸欧洲以外的文明。譬如泛阿拉伯（pan-Arabic）、泛突厥（pan-Turkic）、泛伊朗（pan-Iranian），都是西方列强不希望看到的。
他们最希望看到的，就是和自己欧洲母国体量相当的小国。显而易见，像今天的俄罗斯联邦，或中国，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都太大了。
西方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奇葩——美国，打破了这种制衡，这才使欧洲国家不得已要联合起来。但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——代议/选举/自由民主的效率问题。
第二个因素，就是民主。西欧人几百年前想象出来的西式民主理念与制度，其实是依托当时的环境的——一个比较小的、国土面积不大的、族裔比较同质化的、价值理念也相近（譬如信奉同一种宗教），社会存在一定的有机性，各种群体/阶层之间不存在大的撕裂或冲突彼此认为同属一个社会，有相互的认同感；人们可以对事实真相形成一定的共识（例如大家都看共同的印刷新闻）——尽管形成的意见和价值判断可以不同，没有全球化/国际化力量/外来力量带来的干预，等等。
在这样的理想环境里，选举政治/民主政治是有效的。笔者经常的举的例子就是住宅小区物业。不要小看小区物业，中国有的小区可以有几十万人——而整个冰岛人口才三十多万，再想想我们把时间推移到几百年前。
一个政治体越复杂，例如国土辽阔，族裔/种族繁多，阶层隔阂较大、信息存在壁垒和泡泡，价值观差异化，甚至出现撕裂，有很强的外来力量或外在因素发生干扰、干预（例如资本全球化），那民主的效率就有问题了，在基层可能还可以，但越到国家层面，效率就越低。人们觉得自己的利益无法被国家层级的政府、政客所代表。
如果这样，那什么“自决”、“自由”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这就使得西欧的社会都不会太大，把自己限定在一定的规模里。
（这里，美国又是一个西方世界里的奇葩）。
如果国家太大，民主效率就会降低，那就需要做“减法”，分拆、独立。所以，苏格兰还希望拆离英国；加泰罗尼亚希望拆离西班牙。欧洲国家处在一个政治体越变越小的轨道里。
本来欧盟是希望将大家融合协同在一起，包括可以对抗美国。但成员国越变越小，数量越变越多，又使得普通欧洲人觉得欧盟不具备民主性，甚至会损害本国的民主及主权。对欧盟，也形成了一个拆、瓦解的动能。（这就是近年来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）。
说完了上面两个因素，再回到民族国家/民族自决。如果要拆一个国家、瓦解一个国家，那怎么个“拆”法最方便？
当然还是利用“民族自决”的概念，不断去构建、“想象”新的民族，瓦解更大的政治体。
其实，俄罗斯迄今还是一个多民族的欧亚帝国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民族。读者们花点时间去看看俄罗斯联邦里的共和国，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
譬如俄罗斯联邦有一个佛教共和国——卡尔梅克共和国（Republic of Kalmykia），人口30万。卡尔梅克（Kalmyks）是一个蒙古民族。
但同时，俄罗斯又是一个以俄罗斯语族为绝对主导的国家，成了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某种结合。
俄罗斯一方面要维持老祖宗留下来的跨民族帝国，又希望维系历史上的俄罗斯人，希望把核心民族（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）统领到一起。乌克兰，当然是他们族裔上的兄弟和亲人。
对西方来说，如果我们按照19-20世纪的思维去考虑，就要防止俄罗斯搞出泛俄罗斯民族国家或泛斯拉夫民族国家了，因为一旦产生这样的国家，就会危机欧洲的权力平衡。在俄罗斯联邦腹地，西方很难做什么，只能在欧洲的“门口”乌克兰及其他前苏联国家做做文章。而其中，乌克兰就是最前线。
对于欧洲国家来说，其实并不需要把北约东扩到乌克兰，只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不断吸引乌克兰语族向西边看，防止他们与俄罗斯统一，就足够了。这是一个平衡的游戏。只不过美国和英国劫持了北约，把游戏变得简单、粗暴、粗俗。
此外，读者们会想到，中国也是这样的国家。但是中国的民族构建力非常强，那西方怎么办呢？只能从一些华夏文明腹地以外“边缘”的民族下手——譬如新疆维吾尔族。还有，就是深受西方政治影响的香港与台湾。他们也希望在这里构建某种民族意识，推动瓦解其与中华民族及政治共同体的关系，藉此削弱中国。
但对中国使这招是非常难的。因为我们构建“中华民族”所依赖的价值、文化、传统更加深厚。民族自决、民族国家、民族主义这些概念，损害和瓦解的，其实主要还是西方世界自己。
（未完待续）
